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主页 > 六开彩开奖结果现场 >

专访朱塞佩·卡托策拉:欧洲的法律在“杀死”难民

发布日期:2019-09-18 03:40   来源:未知   阅读:

  想象一下,一个17岁的女孩,本该在学校和家庭的保护下享受花季,却在索马里的街头躲避枪林弹雨,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萨米亚,这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米预赛中成绩倒数第一的选手,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当外界期待她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获得更好的成绩时,噩耗传来——因为家乡的战乱,萨米亚决心逃离到意大利训练,却在途中遭遇翻船事故。

  萨米亚死于2012年,当时难民危机还没有大规模爆发。而让我们意识到欧洲难民问题有多严重的,是2015年一张举世悲痛的照片——三岁的叙利亚难民阿兰·库尔迪,在地中海溺亡。

  小库尔迪之死带来的巨大影响,有让难民们的处境变得更好吗?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在本月初,继6月底逮捕在地中海上救援难民的德国籍女船长造成两国关系紧张后,意大利官方日前再度签署命令,禁止载有40名获救难民的德籍救援船靠岸,而那艘救援船的名字就叫“阿兰·库尔迪”。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表示,意大利不是“难民营”。

  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意大利作家朱塞佩·卡托策拉,被运动员萨米亚的故事所打动,为她写了一部小说。白姐印刷图库!他意识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关闭了他们的边境,以拒绝难民通行。欧洲的法律,正在变相“杀死”难民。

  “尽管交通更便捷了,人类却更惧怕彼此了。”朱塞佩·卡托策拉为我们所共同面临的今天而感到难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正在患上外来移民恐惧症

  。“‘暴民’、‘乌合之众’、‘群氓’、‘下层人’,这是当地居民和官员看到陌生人蜂拥进入他们所在的城市时用来表达他们的憎恶和恐惧的一些称呼。”在段义孚所著的《无边的恐惧》一书中,曾这样提及那些拥有财产的上中层阶级在面对外来者时的恐惧。显然,这种恐惧正是对移民者

  Xeno 来源于希腊语,指的是“外来者”,xenophobia 指的就是对于外来者的恐惧、排斥、不满、甚至仇恨的心理。

  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切让朱塞佩·卡托策拉感到难以置信,更令他感到痛苦。为此,他写下了萨米亚的故事,“我觉得萨米亚象征着一种老派的移民者,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特别勇敢的精神,必须直面恐惧。”

  在这一天,一个叫萨米亚的17岁女孩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并不是因为她夺得了冠军,相反,她是倒数第一——成绩32秒16,其他选手都在23秒内完成了比赛,但这已经是萨米亚的最好成绩。

  萨米亚·奥马尔(1991年—2012年4月),女,出生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她热爱跑步,曾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

  萨米亚来自非洲国家索马里,一个饱经战乱和的国家。她皮肤黝黑,套着一件明显偏大的白色运动衫,脚上的鞋子也并不合脚。她从枪林弹雨的索马里街头,来到北京奥运会赛场。萨米亚身上的这种不同吸引了记者,她对一位英国记者说:“你早了四年来采访我。四年之后,我会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取得我的奖项。”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索马里田径协会副主席卡迪约·阿登·达希尔表示,萨米亚一个多月前从埃塞俄比亚转道利比亚前往意大利训练,准备为伦敦奥运会做最后的备战,但在利比亚坐小船过海前往意大利的过程中发生了翻船事故。而另外一个消息渠道则称萨米亚的溺亡发生在2012年4月,只是消息被延迟到了8月才公布。

  萨米亚渴望着不必因为训练而胆战心惊。从2008年到2011年间,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被索马里青年党占领。正如索马里手球运动员蕾拉所说:“那是噩梦般的一段时间,女人不能奔跑,甚至走路时也要绑上粗重的绳子。”更可怕的是所有的体育活动都被禁止,运动员也成为的“重点发展对象”。萨米亚说:“这个地方从来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提醒我的机会,每天让我蒙羞,每天让我满身大汗

  2010年,萨米亚在战乱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她和家人被驱赶到一处郊区的流民集中营,这让萨米亚下定决心逃离家乡前往意大利,她希望可以在那里寻找到教练进行专业的训练,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逃离索马里的旅途,更加艰险,“置身于货柜中犹如置身于毒气室。铁皮被太阳晒得发烫,几小时之后一切都开始蒸发。气体、尿液、粪便、呕吐物、汗水。一切都化为令人窒息的毒气。”萨米亚没有想到,冰冷的地中海成为了她最终的归宿。

  的心,当时他正在非洲,位于肯尼亚和索马里的边界。朱塞佩·卡托策拉原本是一位图书编辑和新闻记者,他希望去讲述这个关于移民的故事——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萨米亚赌上了自己的性命。

  卡托策拉希望人们永远记得萨米亚在饱受战火摧残的摩加迪沙度过的童年,她想成为奥运冠军的梦想,以及她在兰佩杜萨岛海域不幸夭折的欧洲之旅,希望可以改变人们看待移民的观点和角度,因为他们并不只是报纸、电视和网络上那些冷冰冰的数据,“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移民的印记,它是组成我们的一部分。”

  新京报:现实生活中,萨米亚的生命中止在了21岁,在地中海溺水身亡。曾写下《追风筝的人》的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同样创作了一个有关于难民的故事——《海的祈祷》,讲述了一位叙利亚父亲在渡海去往欧洲的前夜写给孩子的一封信。故事的原型是叙利亚儿童阿兰·库尔迪,2015年,这名三岁的小难民在抵达欧洲安全地带的途中溺亡于地中海。为什么对于他们来说,这条道路如此艰难?

  朱塞佩·卡托策拉:我想要讲述的正是发生在地中海区域的难民事件。我需要阐述一个事实,在现实世界中,地中海区域是中东、非洲与欧洲的边界,当难民的船只在这片海域上坏掉了,他们

  将面临死亡威胁。但意大利的法律、包括欧洲大陆的法律不允许任何一艘船只对他们进行救援,不可以靠近他们,在人们的法律意识里,这样做是违法的,他们

  可能会因此入狱。这一点,欧洲做得非常糟糕,这其实是在直接“杀死”难民。这些欧洲国家和他们的法律,并不想去帮助难民。

  如果读者比较细心的话,翻一下这本书结局的后页,我有写“2012年4月,萨米亚在地中海溺水身亡”。这句话是我要求添加上去的,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结局,展现冲突——萨米亚的梦想是被“杀死”的,是被欧洲“杀死”的,是被整个人类“杀死”的,这凸显了更强的悲剧意味。

  《海的祈祷》,【美】卡勒德·胡赛尼 著,秦觉飞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新京报:胡赛尼曾经提到,近年来渡海来到欧洲海岸的难民数有所下降,但是对于难民而言,跨越地中海的旅程变得越来越艰险。联合国难民署的报告《绝望之旅》显示:截至目前,2018年已有1600人在跨海前往欧洲的过程中死亡或失踪,每18个跨海难民中就有一人死亡,与去年1/42的死亡率相比有大幅增长?

  朱塞佩·卡托策拉:这正是现在发生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等一线接受难民的国家的事情。为什么总体难民数量在下降,但溺亡的比例却在上升?

  我想从以下方面来解释一下:现在欧洲一线接受难民的国家,他们不允许在海岸上停留海上救援组织的船只,以及其他任何拯救船只。这些欧洲国家甚至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意就是“我给你50亿欧元,你不要让你的海岸线放走任何难民。”但现在还有一些难民,通过其他途径找到船只,离开了利比亚海岸前往欧洲。但欧洲这边的一线国家不允许任何船只去拯救那些正在下沉解体的小船。他们甚至会告诉船只上的人们,说不要来了,来了也不会被接受,他们禁止难民抵达。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移民的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或者很早以前的祖先,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个体存在。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有移民的印记,它是组成我们的一部分。

  在地中海区域,特别是在我的国家意大利,移民现象非常常见,有很多移民来自中东或者非洲。在整个世界范围,移民现象也非常普遍,但人们解决和处理移民现象的手段却非常糟糕——这些选择移民的人们或者难民们,他们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却遭到了不好的对待。

  《32秒16》,朱塞佩·卡托策拉 著,祁怡玮 译,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9月(尚未出版)。

  朱塞佩·卡托策拉:对于萨米亚来说,参加北京奥运会是她的一个梦想,也是她的一个成就。这是她第一次离开非洲,第一次以运动员的身份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也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哪怕她连一套专业的运动服都没有。

  那场比赛萨米亚跑了最后一名,但跑完之时现场的观众都为她鼓掌。因为北京奥运会,萨米亚在某种程度上出名了。记者们觉得这个女孩身上有非常独特的东西,所以都去采访她。如果有注意当时的视频,会发现这样一个细节,她比赛时所穿的鞋子太大了,因为这双鞋是她从自己的一个男性朋友那里借过来的。萨米亚身上的这种不同吸引了记者。萨米亚当时对一位英国记者说:“你早了四年来采访我,四年之后,我会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取得我的奖项。”

  但是当萨米亚回到自己的国家,并没有被视作国家英雄、国家的骄傲。因为当时的索马里掌权者是穆斯林很保守的基本教义派,萨米亚不得不隐藏自己,不能在公众场合奔跑。这正是萨米亚的故事。

  她来自非洲国家索马里,名字叫做萨米亚·奥马尔,参加北京奥运会那年只有17岁。

  新京报:对于很多国家的人来说,渴望通过偷渡至欧洲获得安宁生活的难民们所面临的艰难境况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你个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朱塞佩·卡托策拉:我们阅读中国古代作家的一些作品,或者阅读莎士比亚、但丁的作品时,你会发现,他们的故事是可以理解的。文学不会因为时间或者是空间而产生任何不能理解的现象。我最近正在读中国的老子,我发现我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共通的东西。文学特别是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这本小说已经进入很多国家,我也收到了一些来自其他国家读者的来信,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如果文学发生了,我觉得其中的这种共通性就存在了,不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受到影响。如果一个读者在读到这本书以后,无论他

  是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他们能够感受到这本小说存在的力量,感受到文学的力量,他

  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萨米亚,自然而然就会把自己拟定成为一个移民的身份。文学的力量也就进行了传递。

  朱塞佩·卡托策拉:索马里战争是从1991年开始的,一直到六个月以前才开始停战。战争导致他们的人民没有工作,整个国家的经济非常颓败。当一个国家被战争肆虐时,他们的男性只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没有工作,留在家里面,过很悲惨的生活;第二种是离开他的国家,选择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可能性;第三种就是加入这个国家里边的某一个军队,成为士兵。成为士兵有许多好处,比如可以拿到工资,有衣服穿,可以获得食物以及教育。在小说之中,萨米亚有一个好朋友叫阿里,他加入了青年党。在我的三部曲中的第二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男孩加入青年党的故事,这个男孩就是以阿里为原型。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没有直接进入索马里,而是在索马里和肯尼亚的边界。那是2012年,索马里仍然处在战事之中,非常危险,所以无法进入它的国土。后来我有几次在联合国难民署的保护之下,有去到索马里国境之内。

  我上一次去应该是2017年,当时索马里的战事还是比较混乱。因为军方保护,我们有一个营地。我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外面的战事冲突,他们扔了一个炸弹到营地里,有三个联合国官方工作人员因此丧命。

  我听说现在索马里的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他们现在有了新的总统。索马里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几乎没有射杀枪击等事件——还是可能有极少数存在——但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远比战争时期要好很多,已经得到了大大改善,一些国际观察家认为索马里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你和胡赛尼都选择成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这两种身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视角,在作家的身份之外,从事这样的工作会对你的创作和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

  朱塞佩·卡托策拉:这确实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联合国难民署看到我的这部小说引起的巨大反响,这部小说探讨的又是难民的议题,所以他们找到我,任命我为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这同样也适合于胡赛尼。我们两个人会接触到难民署,并成为亲善大使,都是因为我们的小说,这触及了他们同样在关注的议题。

  如果把这两种身份都叫作工作的话,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种。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需要我跟很多人讲话,告诉观众联合国难民署的角色、职责以及它正在处理的问题,它可以在哪些事项上帮助到他们。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的身份,我可以去到不同的国家进行宣讲,特别是一些深陷战争和巨大困境的国家,比如乌干达、苏丹、突尼斯等。天下彩内幕玄机,对于作者来讲,进入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那些处在战乱之中的国家,这种进入性的经验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我可以从这些国家的人民和历史之中丰富自己,可以找到许多材料,可以为我的下一部小说做准备。

  每一次跟联合国难民署出行的任务之中,可以去到一些对我个人来讲很难去到的国家。那些国家因为战乱而极为不稳定,等到任务结束我回到意大利以后,我会把这些内容写出来,发表在意大利当地的新闻报刊里,配上联合国难民署摄影师拍摄的很好的照片,我可以告诉意大利的读者,我在这些国家见到了什么。从这一点上来讲,我非常感谢联合国难民署给予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见到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新京报:因为战乱等原因,人们离开故土,逃往其他国家,成为难民,直面未知的命运,从普遍意义上来讲,这其实也是一种背井离乡,因为逃难而不得不漂泊于异国他乡。在你看来,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

  朱塞佩·卡托策拉:我写下这些故事不止是想要让读者感动那么简单。他们其实有选择权,有决定权,他们不需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去推动这件事,普通民众有投票权,边境关不关闭,民众说了算。

  如果我的这本小说能够感动读者,改变他们看待难民的方式,那么,在进行边境关闭投票时,他们就可以选择。现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马其顿、克里米亚、波兰、奥地利,以及英法一些边境等都已经全部关闭了,但读者其实可以有决定权。

  朱塞佩·卡托策拉:我认为小说其实是通过“美”来使读者发现他们的自我。我希望读者可以通过阅读《32秒16》这本小说,寻找到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是移民的结果,是不同文化、种族的融合。我想通过这本小说的语言之美、内容之美,让读者们可以看到自己是身为“移民”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如今我们处于全球化的时代,环球旅行十分容易,但是现在的美国、欧洲都在筑起围墙,害怕别人进入。特朗普动用五角大楼25亿美元资金,用于修建美墨边境墙,欧洲国家也关闭了他们的边境。尽管交通更便捷了,人类却更惧怕彼此了。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在本质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中国人、意大利人还是阿拉斯加人、厄瓜多尔人……我们有着同样的爱,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恐惧,比如害怕死亡和战争。这是人类的共通性——我们都是一样的。